“劳模”情结在心灵深处开花——评水运宪长篇小说《戴花》******

　　作者：李掖平（山东师范大学教授）

　　水运宪的长篇小说《戴花》（湖南文艺出版社2022年10月出版），秉持现实主义文学的审美价值取向，紧扣当下社会生活砥砺前行、搏击进取的现实律动，历史视域、社会角度、个人生命体验错综交织，正德大义的庄重言说与雅俗共赏的生动表达有机结合，通过一个普通工人竭尽一生全力以赴争当劳模的故事文本，书写了一曲中国机械工业不断走向强盛的时代壮歌。小说聚焦某高校机械制造专业的一批大学生分配到德华电机制造总厂参加工作的历史事件，多维度地再现了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基层普通工人任劳任怨干工作、争先恐后当劳模、孜孜以求钻研技术革新的曲折历程，从中国电机制造工业技术革新的一个侧面，钩沉出中华民族在困厄中破旧立新、求变图强、砥砺拼搏的历史发展逻辑，进而构建起一个兼具广度、力度和深度的宏大主题。《戴花》将潜藏在故事情节和人物性格中的中华民族“英雄情结”的历史基因、文化血统和蓬勃向上“精气神”生动可信地呈现出来，深刻揭示中国工业强劲发展的合理性与必然性，充分敞开了一部现实主义力作的史诗性价值与意义。

工人劳模 林笑初绘

　　《戴花》采取的是一种由一条主线勾连起多条副线的拧绳式框架结构。叙述主线始终沿着“我”（杨哲民）和师傅莫正强之间的工作、生活和师徒关系的叙述路向，讲述莫师傅孜孜以求争当劳模的故事。而包括“我”和同学们的友情、“我”和姜红梅的爱情、同学们之间发生的各种事件、段一村和吴启军的师徒关系、师傅莫正强的家庭生活、师傅与许多人的或交好或纠结或误解或抵触的复杂关系等多条叙述副线，则沿着“花开数朵、各表一枝”的轨迹，以或顺序、或倒叙、或插叙、或碎片拼贴的方式向前推进。这种多线索、多层次此起彼伏的交叉描写，始终紧扣各种矛盾冲突、紧贴人性内在肌理有条不紊地展开，既强化了小说文本杂树生花、起伏跌宕的故事性，又敞开了前有伏笔、后有照应的可读性和感染力。情节的推进并不过多依靠大起大落的陡转，却以生活、生产、爱情等日常细节的细腻刻画，有效触发了读者因真实生动而心生敬意的同频共情。事件和场景的描述具有鲜明的画面感，人物对话富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又洋溢着鲜活的日常生活气息，也不乏朴素遒劲、外简内丰的古典神韵。

　　小说对莫正强形象的塑造，不是按照对英雄人物进行高度提纯的类型化模板展开的，而是紧扣作为一个普通工人的莫师傅倾尽全力“当劳模”的执着心念和执拗性格，以扁平性和立体性互融互衬的手法，既多角度地写出了其心底纯粹、敦厚善良、真诚待人的优良品性，亦不回避其时而显露出的一些小卖弄、小表演、小狡黠甚至小虚伪等缺点。一方面，为当劳模，身为车间主任的莫师傅以工厂为家，以诚相待车间工友和徒弟，抢干重活儿、累活儿、脏活儿，虽然一连几年与劳模荣誉擦肩而过，仍然不气馁、不泄劲，一如既往地埋头苦干，每逢节假日就主动申请加班值班，不辞辛苦、不计报酬，拼出了一身病也毫无怨言，直到最后倒在车间的“冲天炉”前，以“点……点火”的嘶哑吼叫定格了生命的最后一刻。另一方面，为当劳模，莫师傅也时常闹出一些高调摆姿态、可笑又可爱的小把戏，如为引起厂领导和其他车间工友对他连早饭都顾不得吃就到车间来干活之事的关注，他故意让妻子连续几天大张旗鼓地到车间来送早饭，边走边大声埋怨“这个死东西清早就往车间跑，早饭也不吃”。为增强自己的良好形象，他想营造家庭和睦的氛围，而妻子恰好正在和他闹矛盾甚至叫嚷要离婚，他就软硬兼施动员“我”去当说客，力劝师母别在评劳模的关键时刻“掉链子”。他甚至还做过一件偷钱的错事：当市里已通过他的申报材料，要派出验收组来车间和家里考察时，他竟然鬼使神差地偷拿了一位工友的十元钱。按理说这事儿谁都不知道，而且还已全部送还，可莫师傅却始终过不去这道心坎，觉得自己做了一件丢人丢脸的丑事。于是在验收会即将结束、验收组负责人宣布“莫正强同志已正式确定为我们全市的劳动模范”时，莫师傅却突然坦白自己曾偷过钱这件事，并声明自己没脸要这个劳模称号，致使即将到手的劳模殊荣再次泡汤。大家都埋怨他太实在、对自己太苛刻，莫师傅却说，他要争当的劳模必须是干干净净的，不当众说出自己这件丑事心里不踏实。尽管莫师傅直到生命终结也没当上劳模（小说结尾处提示，莫师傅被追授为全市劳动模范），但其不忘初心、敬业爱岗的人格华彩却是那般的灼目闪亮。

　　正是这种具有鲜明现实指向性与写真纪实意义的描写，契合人情、人心、人性的内在肌理，滤掉了粗简的直白和浮夸的修饰，剔除了影响文学性的所有泥沙，既真实可信又接地气，使读者深切感受到德华电机厂这片文学“风景”中的灵魂跃动与人性交响，标识出作者塑造人物手法的多样性和纯粹白描手法背后的深厚文学功力。

　　作者对人物塑造欲扬先抑手法的娴熟运用，撑开了小说引人入胜的艺术张力。《戴花》明明是对莫师傅和以莫师傅为代表的普通工人群体的赞颂，却并未从开始就对其一路褒扬，而是首先从相反的贬抑处落笔。先写“我”对师傅的失望与不满，嫌弃他从相貌到气质都乏善可陈：“两只眼袋下面长着胡须。”“胡子很稀疏，东一撮西一撮胡乱生长。而且黑少白多，灰不溜秋就跟从来没用肥皂洗过似的。”说话絮叨且口气难闻，似乎从来不刷牙。尽管师傅对收“我”为徒颇为自豪，亲切地称为“民儿”，“我”心里却很是不屑和疏远。后来在日常工作中，师傅为人的善良坦荡、心地的干净纯洁和对工作的兢兢业业，使“我”逐渐感受到其人品和性格的内在魅力，进而愿意和他亲近，愿意追随他勤奋努力，最终从心底深处生发出对他的真诚爱戴与礼敬。其他人物也大都是采用欲扬先抑手法塑造完成的。“我”对师傅的情感形成起伏跌宕的鲜明对比，表征出“文似看山不喜平”的艺术蓄势手法之魅力。

　　《光明日报》（ 2023年01月11日 14版）

联通民心，习近平“老友记”跨越山海******

　　(近观中国·外交篇)联通民心，习近平“老友记”跨越山海

　　中新社北京9月28日电 题：联通民心，习近平“老友记”跨越山海

　　作者 钟三屏

　　“结识新友，不忘老友。”伴随海内外足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外国友人的交往故事，成为一段段跨越山海的“老友记”；和老朋友代代传承的友谊，也投射着“国之交在于民相亲”的中国外交理念。

　　有的老友结缘于年少之时。老挝重要领导人贵宁·奔舍那的后人曾在中国求学多年留下青春的足迹，其中萨马诺·奔舍那等不少人都是习近平在北京八一学校求学时的校友。

　　2010年，时任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访问老挝时，专门抽时间与奔舍那兄妹会面。2017年，习近平对老挝进行国事访问期间，再次与这些老朋友、老同学相见。从在八一学校时奔舍那家族几个孩子穿的古铜色灯芯绒裤子，到他们打扫卫生的情景，习近平都记忆犹新。在萨马诺·奔舍那眼中，习近平一直都没有变，“习主席是一位重情重义的人，无论跟谁有过交往他都不会忘记”。

资料图：2021年10月15日，“澜沧号”动车组通过中老友谊隧道内的两国边界。新华社发曹安宁摄

　　有的友谊始于早年的工作机缘，在常来常往中愈加深厚。1985年，时任河北正定县委书记的习近平赴美国艾奥瓦州马斯卡廷考察，萨拉·兰蒂女士负责接待工作。27年后，习近平再访马斯卡廷，来到兰蒂家中与老友重叙友谊。兰蒂说，习近平走进客厅的那一刻，整间屋子沸腾了。他一直在和老朋友们聊天，都没顾上吃饭。“他依然记得当年发生的每一件事，与老朋友们有聊不完的话。我们有太多回忆要重温。”

　　2018年，兰蒂撰写的回忆录《老朋友：习近平与艾奥瓦的故事》正式出版。2022年，她致信习近平感谢他对老朋友的珍贵情谊。习近平则在复信中希望兰蒂女士和艾奥瓦州老朋友们继续为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作出新的贡献。

　　习近平跨越山海的“老友记”，不仅体现着中华文化中“人莫若故”的友情观，也是国际友谊的“双向奔赴”，是人与人之间走向心灵相通的一段又一段旅程。

　　在那次老挝“同学会”上，一起与习近平会面的，除了萨马诺兄妹，还有他们的下一代。“习主席特别着重讲了，要多跟下一代讲述我们自父辈开始的友谊，要把友谊一代又一代传承下去。”萨马诺说。

　　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州原州长培根自年轻时代就对中华文化十分痴迷，任期内多次访华，并由此与当时在福建工作的习近平成为好友。2001年正值福建省和塔州建立友好省州关系20周年，培根被授予“福建省荣誉公民”称号，习近平则接受了培根“到塔州走一走、看一看”的邀请。

　　后来培根不幸早逝，习近平2014年访澳期间专程去看望了培根的家人。培根的长子马克表示将积极促进和中国的经贸合作，次子斯科特则说，今后要带着女儿去中国。

　　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相通。习近平“老友记”经由岁月的陈酿，正越来越成为中国与世界交往大篇章的一部分。

资料图：厦门大学美籍教授潘维廉。厦大供图

　　习近平的多年老友、厦门大学外籍教授潘维廉出版《我不见外——老潘的中国来信》一书，从外国人视角讲述中国改革开放的故事，帮助世界更好地读懂中国。这份浓浓的中国情，让习近平很感动。

　　从另一个角度看，习近平的“老友记”以及蕴含其中、穿越千山万水的情谊，也是中国长期以来交往国际朋友的缩影。

　　回顾历史，被称为中国人民“老朋友”的国际友人有许许多多，从载入史册的白求恩、埃德加·斯诺、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到如今的潘维廉、兰蒂等人，中国和老朋友的友谊代代传承，见证了国际合作朋友圈的不断壮大。

　　这也正如习近平所指出的，“中国人民是重情义的，我们永远不会忘记曾经风雨同舟、相互理解和支持的老朋友”。(完)(图片素材来源：新华社、中新社、中新网)